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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端债券投资出现巨额亏损。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美联储开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科技与金融行业迅速扩张，以服务科技与风投企业为主的硅谷银行业务量猛增，资产规模从2019年的71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2090亿美元，同时持有可供出售证券（AFS）从140亿美元增长到270亿美元，至到期证券（HTM）从140亿美元增长到990亿美元，两者占总资产比重高达56.7%。随着美联储开启狂飙式加息，导致硅谷银行持有的债券价格大跌，且流动性变差。

（二）负债端遭遇科技公司存款挤兑。硅谷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科技公司和风投机构存款。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结束了新一轮互联网科技周期，全球科技行业一夜入冬，创业投资风潮迅速降温，大量科技企业遭遇现金流困难并前往银行提现，硅谷银行存款总额从最高时的1981亿美元，迅速降至去年底的1730亿美元，存款项也从净流入变为净流出。科技企业客户集中兑现，迫使硅谷银行斩仓亏损的AFS资产，进而引发挤兑，直接导致银行破产。

硅谷银行资产规模不大且主要面向科技与风投行业，因此其破产引发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低。同时，美有关机构危机爆发后迅速设立新贷款计划，采取快速精准的流动性纾困方式托底救市，在及时遏制存款挤兑现象蔓延至其他中小银行的同时，为美联储继续加息提供条件。硅谷银行“爆雷”之后，美最大加密货币银行“签名银行”被关闭，欧洲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遭遇股债双杀，种种迹象表明美联储在大放水之后持续加息累积的风险正持续暴露。

（一）美债问题加深全球衰退拖累我实体经济复苏。美联储加息已导致美债创历史最大跌幅，各国与机构纷纷大规模减持美债资产。当前，美债务再次接近上限且无人接手，一旦爆发美债危机，势必将全球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我国也将遭受冲击，特别是外需将受到直接影响。目前，我国疫后经济复苏外需恢复快于内需，如外需加速下滑，将对我经济稳增长带来更大挑战，美联储加息的冲击将会从“金融冲击”演变为“金融+实体经济”的双重冲击。此外，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贬值风险，会增加依赖原材料进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压缩其利润空间。

（二）全球金融体系动荡威胁我经济增长。面对硅谷银行危机，美及时救市暂时稳定了市场情绪，但欧洲银行和瑞信的风波增加了风险传导的可能性。从全球看，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欧元区部分高杠杆国家以及日本债务危机风险已经攀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25%的新兴市场国家接近债务困境。同时，欧洲部分国家的政府杠杆率或赤字率接近甚至高于欧债危机时期的水平。2022年第三季度日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231%，若未来迫于通胀压力转向紧缩，日政府账面亏损和偿债成本将显著增加。如这些国家爆发债务危机，我国也将遭受牵连。

（三）房企再融资难度加大，影响我房地产业复苏。在中美政策利率倒挂的影响下，中资美元债发行成本持续上升，净融资规模持续下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压力不断增大。从融资成本来看，2022年一至四季度，中资美元债息票中位数分别为3.00%、4.50%、5.50%和6.80%，一路持续走高。从融资规模看，房地产中资美元债净融资连续5个季度为负。2022年10月、11月，中资美元债房地产行业发行规模总计约14.63亿美元，环比下降76.43%，同比下降41.50%。从债务到期情况看，2023年中资美元地产债到期金额为580亿美元，占到期债务总量的1/4以上。今年1月，时代中国就官宣暂停支付6笔美元债，成为2023年首个暴雷房企。在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下，美元债投资者对中资房企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同时强美元周期与我国弱房地产周期叠加，加大了稳楼市的难度。

（四）恶化我初创企业海外融资环境。硅谷银行是初创公司的“命脉”，与全球逾600家创投机构、120家私募股权基金有业务联系，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50%。我国有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以及众多中国背景的美元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银行有账户。硅谷银行的倒闭可能使全球初创企业的融资和生存愈发困难。同时，硅谷银行也是我国诸多医药、互联网等初创公司在美与投资者间的关键桥梁，未来我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获得美元融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在流动性偏紧的时期，为企业服务的美国交易型银行普遍面临加息导致的收益曲线倒挂，如果此次危机恐慌进一步蔓延，我初创企业在美融资及生存环境将加剧恶化。

（一）积极防范全球金融脆弱性上升可能引发的输入性风险。守好国际资本流动大门，把好货币总闸门。适时收紧资本账户，严防投机资本流动冲击我国金融市场；高度关注全球货币政策动向，以我为主，积极应对全球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金融经济带来的负面外溢影响。增强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强国际规则的制定能力，为发展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密切关注全球经济金融走向及其债务风险。及时做好全球市场相关信贷资产风险排查，审视和调整海外业务布局。

（二）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适度增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市场化汇率机制在抵御外部冲击时的缓冲作用。二是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汇率市场的指导作用。针对美国加息与海外市场震荡行情，要积极引导市场预期，积极释放稳定信号，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行为，造成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三是继续提升人民币计价资产吸引力，推动人民币的海外使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稳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四是抓住美元信用受损机遇，通过探索尝试美元债务置换、完善人民币计价期货交易品种等手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立人民币跨境交易体系，逐步摆脱美元霸权。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创企业的支持模式。一是鼓励中小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禀赋，拓展特定的客户群，提供特色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选择部分地区、部分银行进行试点，借鉴硅谷银行的做法，在业务模式、收费模式、核算模式上进行探索，鼓励银行与风投机构合作，完善针对科创企业的贷款准入条件，并设计一定的模式解决科创企业信用风险损失覆盖问题。二是针对科创企业一类的客户特点与我国银行体系的特点，不宜单独成立专门的银行，而应鼓励大型银行的支行进行专业支持，同时在总行层面管理资产负债风险。可以鼓励大型银行在一些地区设立专业支行、限定一定的资产规模，探索适合我国特色的支持科创企业的模式。三是进一步丰富适用于科创企业的融资工具，进一步拓宽科创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完善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科创企业发展环境。